太阳正在朝着绿油油的小山落去。
一支由疲惫不堪的男人、女人及孩子组成的队伍沿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慢慢地朝前面蠕动着。
这里除了乱七八糟的脚步声以及树枝与碎石摩擦发出的声音外，其他一切声音都听不到。
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肩上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手里拄着拐杖；妇女们的背上还背着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在地上一蹦一跳地走着。
男人们搀扶着老人，彼此之间谁也没有说话，因为他们之间需要说的话都己经说过了。
这些人匆匆忙忙去往哪里呢？
他们在找安家的地方吗？
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吗？
他们非常坚信能够找到自己的安家之地。
这个场景不断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背负行囊，手持拐杖艰难地朝前走着，我仿佛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我站在路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支行动迟缓的队伍。
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或者是我的母亲在梦中经常会见到这一幕？
或者是其他先人呢？
我真的弄不明白。
我的童年是在欧洲中部偏僻的喀尔巴阡山脚下一个小城里长大的，这里几乎是一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
当我慢慢地讲述我难忘的童年时，这支凌乱不堪的队伍为什么到现在还一首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呢？
我出生在锡格特。
小镇特兰西瓦尼亚坐落在山脚下面，小镇西周全都是小河，伊扎河带着混浊的泥沙注入清澈见底的蒂沙河中，这两条河流似两只有力的臂膀把特兰西瓦尼亚小镇紧紧地搂在怀里，使得这座小镇似乎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这里空气非常稀薄而且透明，周围的一切好像离你都非常近。
山边是一片片浓绿的树林，树林之间还有大片的田地，一头头牧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
远处身着农装的牧民们在看护着自己的牧群。
他们离你非常遥远但又似乎近在咫尺。
小镇西周都是果园，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果园里果实累累，树上结满了熟透的苹果和胡桃。
小镇的中心位置上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面鲜花齐放，绿草茵茵，西周的居民们过着安心而舒适的日子。
有人正在不紧不慢地赶往教堂，有人来到附近的电影院、药店、银行，有人来到剧场、咖啡屋，这里的人们生活繁忙而且富有节奏。
镇里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集中在公园附近。
小镇里的人们都显得十分的镇定和从容。
在庆贺棕榈主日（复活节前的礼拜日，欢迎基督在受难前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译者注），在由沙石铺成的小路上，天主教徒排成长队慢慢地走着，圣母玛丽亚在红色的华盖下登上王位，小孩子们穿着白色的法衣，手里摇着香炉走在教父前面，教父穿着紫色的法衣。
人们跟在后面，一路上唱着圣歌，手里挥动着棕榈枝。
在第十二夜，希腊的天主教徒们穿着黑色的教服举行了盛大的聚会，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冰十字架前相互庆贺。
在安息日以及犹太人的节日里，犹太人经常穿着拖到脚尖的长袖衣袍，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头上带着礼帽。
大街两边的商店、百叶窗都放了下来。
这个小城里一共有30,000居民，其中一半是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是商人。
下午，军乐队在一个小亭子下面演奏起了乐曲。
亭子周围是一排排的白色长条凳，一对对上了年纪的情侣们悠闲地坐在凳子上认真地欣赏着。
年轻的少妇们推着婴车，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边与士兵们套近乎。
小男孩儿们身着海员服装，在一边玩着圆环；小女孩们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和褪了色的鞋子，手里摇着布娃娃，快要睡着了。
天很晚了，正当军乐队演奏到最后一支曲目时，一个乞丐总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公园。
这对海伊大街上的商贩来说是一种信息：快七点了，该关门了。
有人己经把窗子上沉重的百叶窗放了下来，他们正在等待着教堂里敲响的钟声。
我和妈妈就坐在萨缪尔伯伯的纺织品商店里，耐心地等着爸爸。
他一下班就会来这里接我们。
每天下午，我和妈妈都会来这里拜访萨缪尔伯伯，他是我爸爸的大哥，这似乎成了惯例。
走在这些五颜十色、又轻又软的丝织品前面，我总会兴奋不己。
我知道，我有时侯也会得到几块布头，妈妈常会用这些布头给我做布娃娃。
教堂里的钟声终于敲响了。
我们此时必须赶紧到赶到教堂里面去。
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百叶窗拉下的声音、马车走在坚硬的鹅卵石上发出的声响以及人们匆匆忙忙回家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海伊大街上的那座两层小楼，然后向东转，步入教授大道。
这条大街很安静，只能听到不远处的钟声以及我们匆匆的脚步声。
我们走过学校，走过农民伯伯居住的别墅和花园，最后来到城郊的十字路口处。
我们脚下的小石子路曲曲折折向右弯了过去，最后又回到城里。
此时我们的眼前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和一片一片空旷的田野。
左边是一家医院，因而这条大街就被命名为医院大街。
医院大街一首通向高速公路路口，医院大街两旁是数不清的村舍和田地。
我们住在医院大街33号，我们家的对面是福利院。
在我们住的这一边，几乎没有路，只有两道灰色的篱笆夹着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首走到我家的大门口。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道红色的大门。
多么难忘的童年回忆！
多么的遥远的记忆！
很多东西都因为时间的无情流失而显得极为苍白。
我记忆中我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疯狂地吼叫着，当时应该是1926年，我才两岁。
这是个早上，我还没有起床，爸爸就让我刷牙。
我不想刷，他就手里拿着牙刷一首站在我的身边。
我没有听他的话，我才两岁，就和爸爸发生了矛盾。
我当时并不明白事理，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爸爸长得很强壮，他狠狠地奏了我一顿。
我哭着闹着，但是仍然没有屈从。
爸爸就自己刷了起来。
他越来越生气，我也越来越固执，当时我到底刷牙了没有，我实在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最后还是爸爸做出了让步，但是我同时也向爸爸表示，以后不能在爸爸面前这么倔犟了。
我童年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
我记得我三岁才进了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我玩的很开心。
因为在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跟我玩。
妈妈每天送我接我，每次妈妈来接我时，我都不愿意走。
幼儿园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比我大，他们都是自己单独上下学，我觉得他们都很勇敢、很聪明，我应该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样。
有一次妈妈来接我时，我大哭起来，哭着让妈妈以后不要来接我送我。
妈妈最后答应只送不接。
只要时针指向十二点，老师就会准时放我们的学。
放学后我与小朋友们一起一路上有说有笑，各自回各自的家。
有一次，由于我说话太专注，小朋友们一个个都回了自己的家，我根本都没有注意到。
这时侯马路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看看周围，这里也有一条泥泞的小路，也有同样的篱笆，但是却没有红色的大门。
这里的房子我一点都不熟悉。
我迷路了，急得在路边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小姑娘，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呢？”
“我找不到家了。”
“你家在哪里？”
“在一个红色大门里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赫迪基。”
“你爸爸是谁？”
“我爸爸是我爸爸。”
“别哭了，赫迪基。
我送你回家。”
我止住了哭声。
她牵着我的小手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几分钟后来到了我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医院大街，我看见妈妈正在我家窗子前不安地站着。
很显然，这位妇女早就注意到我了。
因为我和爸爸长得很像，在我们这座小城，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多么富有情调！
仅仅凭着我和爸爸之间的几分想象我就又平安地到了家。
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别人都说我是一个严肃的孩子，咋听起来似乎还真有点奉承我，但是我还是勉强地接受了这一点。
我认为所谓严肃，就是一个人从来不会笑，于是我就不敢大笑。
后来我的妹妹李维出生了（1929年），家里人从此就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一个人很孤独，我就努力地维护起我所谓的严肃性。
我的妹妹是个非常爱笑、非常漂亮的孩子，而我呢，却是个心事重重的丑姑娘。
我们的童年时代非常阴暗。
爸爸很有爱心。
在那个年代，儿童心理学还是个未知领域，谁也不会明白我的妒嫉心理。
我常常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经常生活在好奇的想象之中。
别人对妹妹的每一句赞美之词在我幼小的眼里，都是对我的轻视和侮辱。
我在锡格特的日子简首度日如年。
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
每天早上，我们去上学，妈妈去商店采购，爸爸去工厂。
爸爸当时是一个工厂的厂主，爸爸的工厂主要生产纸板盒。
起初生意很好，我们全家衣食无忧，虽然过不上太豪华的生活，但是我去买一些图书、图画及不算太贵重的东西还不成问题的。
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
在我的眼中，上学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十年转眼就过去了，昔日的男孩子们都去了学校。
有时候，只要有收音机，我就很喜欢听那段刺耳的咆哮声之后出现的陌生的音乐。
这些音乐经常会让爸爸妈妈陷入无限的忧愁之中。
我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内心的不平静。
对于我们孩子们的问题，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他们都是德国人的疯狗！”
或者“他们都是一群不会咬人的疯狗！”
我听了似懂非懂，因为我们住在罗马尼亚，离德国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我心海中的那个小小的世界，我的那个小小的世界就是位于医院大街上的那座黄色的小房子。
一道灰色的藩篱把房子紧紧地围了起来，把那些好奇的眼神和不受欢迎的客人堵在了门外。
那扇大红色的门上总是挂着锁，访客要想进入我家，就必须按响门铃。
只要有人来，我家的那条大狗勃得利就会疯狂地叫起来，虽然它的脖子上拴着一条沉重的铁链。
走进大门，是一条小石子路，这条小路一首通到我家房子的大门口。
院子里有厨房和花园，还有一口地窖。
当时锡格特还没有冰箱，地窖主要是存放食物。
院中的小花园是我冬夏季节最喜欢去的地方。
沿着藩篱种了十余棵梅子树。
每到秋天，树上就果实累累。
花园中间有一只秋千，我和妹妹李维总是为争秋千而吵闹不休。
花园的左边种着很多鲜花，右边是菜地。
花园里那一丛丛高高的玫瑰花，都是我妈妈的骄傲。
这些花朵争奇斗妍，互相炫耀着自己那绽放的红色的、紫色的和黄色的花瓣。
不管到了什么季节，我家花园里总会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
妈妈非常爱花，她对我家的花园总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支由疲惫不堪的男人、女人及孩子组成的队伍沿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慢慢地朝前面蠕动着。
这里除了乱七八糟的脚步声以及树枝与碎石摩擦发出的声音外，其他一切声音都听不到。
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肩上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手里拄着拐杖；妇女们的背上还背着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在地上一蹦一跳地走着。
男人们搀扶着老人，彼此之间谁也没有说话，因为他们之间需要说的话都己经说过了。
这些人匆匆忙忙去往哪里呢？
他们在找安家的地方吗？
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吗？
他们非常坚信能够找到自己的安家之地。
这个场景不断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背负行囊，手持拐杖艰难地朝前走着，我仿佛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我站在路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支行动迟缓的队伍。
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或者是我的母亲在梦中经常会见到这一幕？
或者是其他先人呢？
我真的弄不明白。
我的童年是在欧洲中部偏僻的喀尔巴阡山脚下一个小城里长大的，这里几乎是一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
当我慢慢地讲述我难忘的童年时，这支凌乱不堪的队伍为什么到现在还一首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呢？
我出生在锡格特。
小镇特兰西瓦尼亚坐落在山脚下面，小镇西周全都是小河，伊扎河带着混浊的泥沙注入清澈见底的蒂沙河中，这两条河流似两只有力的臂膀把特兰西瓦尼亚小镇紧紧地搂在怀里，使得这座小镇似乎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这里空气非常稀薄而且透明，周围的一切好像离你都非常近。
山边是一片片浓绿的树林，树林之间还有大片的田地，一头头牧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
远处身着农装的牧民们在看护着自己的牧群。
他们离你非常遥远但又似乎近在咫尺。
小镇西周都是果园，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果园里果实累累，树上结满了熟透的苹果和胡桃。
小镇的中心位置上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面鲜花齐放，绿草茵茵，西周的居民们过着安心而舒适的日子。
有人正在不紧不慢地赶往教堂，有人来到附近的电影院、药店、银行，有人来到剧场、咖啡屋，这里的人们生活繁忙而且富有节奏。
镇里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集中在公园附近。
小镇里的人们都显得十分的镇定和从容。
在庆贺棕榈主日（复活节前的礼拜日，欢迎基督在受难前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译者注），在由沙石铺成的小路上，天主教徒排成长队慢慢地走着，圣母玛丽亚在红色的华盖下登上王位，小孩子们穿着白色的法衣，手里摇着香炉走在教父前面，教父穿着紫色的法衣。
人们跟在后面，一路上唱着圣歌，手里挥动着棕榈枝。
在第十二夜，希腊的天主教徒们穿着黑色的教服举行了盛大的聚会，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冰十字架前相互庆贺。
在安息日以及犹太人的节日里，犹太人经常穿着拖到脚尖的长袖衣袍，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头上带着礼帽。
大街两边的商店、百叶窗都放了下来。
这个小城里一共有30,000居民，其中一半是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是商人。
下午，军乐队在一个小亭子下面演奏起了乐曲。
亭子周围是一排排的白色长条凳，一对对上了年纪的情侣们悠闲地坐在凳子上认真地欣赏着。
年轻的少妇们推着婴车，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边与士兵们套近乎。
小男孩儿们身着海员服装，在一边玩着圆环；小女孩们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和褪了色的鞋子，手里摇着布娃娃，快要睡着了。
天很晚了，正当军乐队演奏到最后一支曲目时，一个乞丐总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公园。
这对海伊大街上的商贩来说是一种信息：快七点了，该关门了。
有人己经把窗子上沉重的百叶窗放了下来，他们正在等待着教堂里敲响的钟声。
我和妈妈就坐在萨缪尔伯伯的纺织品商店里，耐心地等着爸爸。
他一下班就会来这里接我们。
每天下午，我和妈妈都会来这里拜访萨缪尔伯伯，他是我爸爸的大哥，这似乎成了惯例。
走在这些五颜十色、又轻又软的丝织品前面，我总会兴奋不己。
我知道，我有时侯也会得到几块布头，妈妈常会用这些布头给我做布娃娃。
教堂里的钟声终于敲响了。
我们此时必须赶紧到赶到教堂里面去。
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百叶窗拉下的声音、马车走在坚硬的鹅卵石上发出的声响以及人们匆匆忙忙回家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海伊大街上的那座两层小楼，然后向东转，步入教授大道。
这条大街很安静，只能听到不远处的钟声以及我们匆匆的脚步声。
我们走过学校，走过农民伯伯居住的别墅和花园，最后来到城郊的十字路口处。
我们脚下的小石子路曲曲折折向右弯了过去，最后又回到城里。
此时我们的眼前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和一片一片空旷的田野。
左边是一家医院，因而这条大街就被命名为医院大街。
医院大街一首通向高速公路路口，医院大街两旁是数不清的村舍和田地。
我们住在医院大街33号，我们家的对面是福利院。
在我们住的这一边，几乎没有路，只有两道灰色的篱笆夹着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首走到我家的大门口。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道红色的大门。
多么难忘的童年回忆！
多么的遥远的记忆！
很多东西都因为时间的无情流失而显得极为苍白。
我记忆中我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疯狂地吼叫着，当时应该是1926年，我才两岁。
这是个早上，我还没有起床，爸爸就让我刷牙。
我不想刷，他就手里拿着牙刷一首站在我的身边。
我没有听他的话，我才两岁，就和爸爸发生了矛盾。
我当时并不明白事理，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爸爸长得很强壮，他狠狠地奏了我一顿。
我哭着闹着，但是仍然没有屈从。
爸爸就自己刷了起来。
他越来越生气，我也越来越固执，当时我到底刷牙了没有，我实在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最后还是爸爸做出了让步，但是我同时也向爸爸表示，以后不能在爸爸面前这么倔犟了。
我童年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
我记得我三岁才进了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我玩的很开心。
因为在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跟我玩。
妈妈每天送我接我，每次妈妈来接我时，我都不愿意走。
幼儿园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比我大，他们都是自己单独上下学，我觉得他们都很勇敢、很聪明，我应该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样。
有一次妈妈来接我时，我大哭起来，哭着让妈妈以后不要来接我送我。
妈妈最后答应只送不接。
只要时针指向十二点，老师就会准时放我们的学。
放学后我与小朋友们一起一路上有说有笑，各自回各自的家。
有一次，由于我说话太专注，小朋友们一个个都回了自己的家，我根本都没有注意到。
这时侯马路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看看周围，这里也有一条泥泞的小路，也有同样的篱笆，但是却没有红色的大门。
这里的房子我一点都不熟悉。
我迷路了，急得在路边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小姑娘，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呢？”
“我找不到家了。”
“你家在哪里？”
“在一个红色大门里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赫迪基。”
“你爸爸是谁？”
“我爸爸是我爸爸。”
“别哭了，赫迪基。
我送你回家。”
我止住了哭声。
她牵着我的小手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几分钟后来到了我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医院大街，我看见妈妈正在我家窗子前不安地站着。
很显然，这位妇女早就注意到我了。
因为我和爸爸长得很像，在我们这座小城，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多么富有情调！
仅仅凭着我和爸爸之间的几分想象我就又平安地到了家。
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别人都说我是一个严肃的孩子，咋听起来似乎还真有点奉承我，但是我还是勉强地接受了这一点。
我认为所谓严肃，就是一个人从来不会笑，于是我就不敢大笑。
后来我的妹妹李维出生了（1929年），家里人从此就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一个人很孤独，我就努力地维护起我所谓的严肃性。
我的妹妹是个非常爱笑、非常漂亮的孩子，而我呢，却是个心事重重的丑姑娘。
我们的童年时代非常阴暗。
爸爸很有爱心。
在那个年代，儿童心理学还是个未知领域，谁也不会明白我的妒嫉心理。
我常常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经常生活在好奇的想象之中。
别人对妹妹的每一句赞美之词在我幼小的眼里，都是对我的轻视和侮辱。
我在锡格特的日子简首度日如年。
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
每天早上，我们去上学，妈妈去商店采购，爸爸去工厂。
爸爸当时是一个工厂的厂主，爸爸的工厂主要生产纸板盒。
起初生意很好，我们全家衣食无忧，虽然过不上太豪华的生活，但是我去买一些图书、图画及不算太贵重的东西还不成问题的。
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
在我的眼中，上学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十年转眼就过去了，昔日的男孩子们都去了学校。
有时候，只要有收音机，我就很喜欢听那段刺耳的咆哮声之后出现的陌生的音乐。
这些音乐经常会让爸爸妈妈陷入无限的忧愁之中。
我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内心的不平静。
对于我们孩子们的问题，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他们都是德国人的疯狗！”
或者“他们都是一群不会咬人的疯狗！”
我听了似懂非懂，因为我们住在罗马尼亚，离德国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我心海中的那个小小的世界，我的那个小小的世界就是位于医院大街上的那座黄色的小房子。
一道灰色的藩篱把房子紧紧地围了起来，把那些好奇的眼神和不受欢迎的客人堵在了门外。
那扇大红色的门上总是挂着锁，访客要想进入我家，就必须按响门铃。
只要有人来，我家的那条大狗勃得利就会疯狂地叫起来，虽然它的脖子上拴着一条沉重的铁链。
走进大门，是一条小石子路，这条小路一首通到我家房子的大门口。
院子里有厨房和花园，还有一口地窖。
当时锡格特还没有冰箱，地窖主要是存放食物。
院中的小花园是我冬夏季节最喜欢去的地方。
沿着藩篱种了十余棵梅子树。
每到秋天，树上就果实累累。
花园中间有一只秋千，我和妹妹李维总是为争秋千而吵闹不休。
花园的左边种着很多鲜花，右边是菜地。
花园里那一丛丛高高的玫瑰花，都是我妈妈的骄傲。
这些花朵争奇斗妍，互相炫耀着自己那绽放的红色的、紫色的和黄色的花瓣。
不管到了什么季节，我家花园里总会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
妈妈非常爱花，她对我家的花园总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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