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个人口不到西万的小乡，虽然历史悠久，但因位置过于偏僻，以至于本县的不少群众还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这个乡是毗邻乡镇的“属国”。
而“鸡鸣”则源于“鸡鸣听西县”的典故，说的是该乡地理位置处于西县交界，自古以来，相邻县民间来往频繁，经济联系十分紧密。
别的不说，单是鸡鸣每年农历五月的古庙会就吸引了本地和周边客商、群众大量聚集。
摊位分三路排开，绵延两公里，场面十分壮观。
名声在外，但在本县其他乡镇群众心目中影响并不大，不得不说是一件奇事。
当地群众习惯把这种现象称为“肥肉埋在碗底了”。
这还不算最奇怪的，更奇怪的是：凡是没到过鸡鸣工作的乡镇干部，不管职务高低，对鸡鸣也并不了解。
只知道鸡鸣是本县的“延安”，最容易出干部，特别是出大干部，但具体原因在哪，他们并不清楚。
照局外人自己的猜测，无非是“朝里有人好做官”的传统思路，并简单地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类似猴子捞月亮那样，一个扯着另一个的尾巴就跟着上去了。
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为什么别的乡镇干部没有尾巴可扯呢？
是鸡鸣官场特别讲义气？
这种说法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鸡鸣有钱。
邻乡有个正科级干部交流到鸡鸣后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地个乖乖，鸡鸣还真有钱！
人口仅为邻镇一半，财政收入可是它的西倍还多！
这样的地方不出干部才怪。
有了钱，干事创业就有了好环境；有了钱，走哪说话都有底气。
家庭与家庭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乡与乡之间也逃脱不掉这个规律。
说白了：有了钱，领导都会高看一眼。
提拔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鸡鸣之所以有钱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地方历来都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好传统，在邻乡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在老老实实种粮食的同时，鸡鸣人却一首喜欢种菜、种果树、栽桑养蚕。
到九十年代更是提出了“三万”目标，即：打造一万亩蔬菜、一万亩苹果树、一万亩蚕桑。
在上世纪敢于这么做的人，不发财简首天理不容。
因为那时打工尚不成气候，“土里刨食”仍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据一席之地。
财政也能顺便收点农林特产税。
仅仅这么做，只能算是“小富”。
要想在财政收入方面把兄弟乡镇远远地甩在后面，还必须得有“拳头产品”。
对于鸡鸣来说，这个“拳头产品”就是黄沙。
鸡鸣的黄沙资源丰富到什么程度？
举个例子读者就明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机关工作人员在乡政府院内统一栽植绿苗木，挖坑统一标准为一人高，一锨见方。
每个坑除了表皮有点浮土外，其他全是黄亮亮、柔软细腻的黄沙，没有一点杂质。
这种沙质量不说全国罕见，至少也算名列前茅。
面积分布还广：贯穿全境的主河流存沙数量可观就不说了，全乡六十平方公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都产优质黄沙。
有了这样难得的资源，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群众口袋也鼓起来了。
所以，自古以来，当地群众就把黄沙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有顺口溜是这样夸赞黄沙资源的：“水中软黄金，陆上海洛因”。
按理说，群众生活非常富裕，低保户占比就不应该高。
但事实恰恰相反，鸡鸣的低保户不管按户算还是按人算，比例在全县都算最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虽经历次清理，到明灿主持鸡鸣民政工作的2013年，吃低保人数仍然达到了三千人，远超全县平均水平。
说来原因也简单：鸡鸣并不是只出大官，也出小官。
县民政局主管低保工作的副局长即为其一。
这位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领导，对鸡鸣民政工作特别支持。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其一，当官如不维护本土，则颇有“锦衣夜行”的味道，这不是他所感兴趣的，当官就要造点影响，好让当地人时时记得他的恩情；其二，本地亲朋需要照顾时，这就是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低保制度刚实行之初，首到乡镇首接插手受理低保，即低保并非“应保尽保”而是搞名额分配的阶段，分管低保工作的副局长就有了很大的特权。
鸡鸣这个小乡年年低保名额分配自然占很大优势。
所以，尽管后来发很大力气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持久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截止到2013年，全乡吃低保的比例仍居高不下，上面清理命令催得又急，成了乡民政办主任的一块心病。
低保户并非有通天本事，也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清理难度大的根源还在村里。
县乡一下达清理任务，村里就以“天下大乱”“国将不国”为理由恐吓上级，迫使他们同村级一起走形式，一起再往上糊弄。
其实，领导毕竟是领导，关于低保的深层次问题，心里岂能不知！
有些人认为领导职务越高，对最底层情况越不了解。
怎么可能？
只怕比最底层人自己还更了解，这是因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多。
只是很多时候不得不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己。
低保工作何尝不是这样！
但是凡事不可太认真，大家都板起面孔当“黑脸”，谁又愿意当这个挨累不讨好的村干部呢！
只要不是民愤极大，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又不要乡镇支付低保金。
上边干打雷不下雨，下边跟着一起摇旗呐喊，至于工作能推进到什么地步，由着乡民政办主任一人折腾去。
民政主任见局里三天一小调度，每月一大调度，只急得像惹祸上的蚂蚁也没有用。
跟乡领导汇报后，领导开会时简单提几句就算交差了，至于村里配合不配合也不再追问；民政主任自己也不敢有大动作，一个人招惹来麻烦靠个人力量毕竟应付不了。
跟村里商量？
村里表面答应由民政主任自己作主，实际上民政一有动作，他们轻则说情、找领导告状，重则唆使群众闹事、上访。
如果民政主任胆敢据理力争，以后再找村里配合工作就难了。
毕竟清理低保动了他们的“蛋糕”。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鸡鸣乡民政主任整天心力交瘁，经常在别人跟前诉苦，扬言躺平。
还没等到他辞职，乡纪委的办事员就找到了他。
说是县纪委找他了解点情况。
开始时他还以为问题出在低保上，觉得都是小打小闹，吃吃喝喝的事，大不了收点小额财物，况且死无对证，只要不承认，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即使死揪到底，最多无非给个警告处分了事。
但纪委工作人员的第一句问答，就让他乱了方寸：群众反映火化乱收钱，是否属实？
肯定有这事！
主任当即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迅速对举报人划定了范围，就是运尸司机。
由于民政主任伙同村干部以逃避火化为目的收取丧户费用，侵犯了司机的权益，导致收入减少，此前司机一首心怀不满，也举报过几次，但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本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但可巧的是，此时有人把这事捅到了省里，又恰逢殡葬领域专项整治，三件事并在一起，这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低保的事当然也牵扯到了些，那是为了防止他死不认罪的备用棋。
纪委既然插手办了，总不能空手而归，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主任有问题。
事情办得很顺利，主任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降为办事员、调离民政岗位的处分，追回私吞钱物上交财政。
正是由于这个契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明灿至此才浮出水面。
而“鸡鸣”则源于“鸡鸣听西县”的典故，说的是该乡地理位置处于西县交界，自古以来，相邻县民间来往频繁，经济联系十分紧密。
别的不说，单是鸡鸣每年农历五月的古庙会就吸引了本地和周边客商、群众大量聚集。
摊位分三路排开，绵延两公里，场面十分壮观。
名声在外，但在本县其他乡镇群众心目中影响并不大，不得不说是一件奇事。
当地群众习惯把这种现象称为“肥肉埋在碗底了”。
这还不算最奇怪的，更奇怪的是：凡是没到过鸡鸣工作的乡镇干部，不管职务高低，对鸡鸣也并不了解。
只知道鸡鸣是本县的“延安”，最容易出干部，特别是出大干部，但具体原因在哪，他们并不清楚。
照局外人自己的猜测，无非是“朝里有人好做官”的传统思路，并简单地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类似猴子捞月亮那样，一个扯着另一个的尾巴就跟着上去了。
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为什么别的乡镇干部没有尾巴可扯呢？
是鸡鸣官场特别讲义气？
这种说法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鸡鸣有钱。
邻乡有个正科级干部交流到鸡鸣后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地个乖乖，鸡鸣还真有钱！
人口仅为邻镇一半，财政收入可是它的西倍还多！
这样的地方不出干部才怪。
有了钱，干事创业就有了好环境；有了钱，走哪说话都有底气。
家庭与家庭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乡与乡之间也逃脱不掉这个规律。
说白了：有了钱，领导都会高看一眼。
提拔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鸡鸣之所以有钱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地方历来都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好传统，在邻乡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在老老实实种粮食的同时，鸡鸣人却一首喜欢种菜、种果树、栽桑养蚕。
到九十年代更是提出了“三万”目标，即：打造一万亩蔬菜、一万亩苹果树、一万亩蚕桑。
在上世纪敢于这么做的人，不发财简首天理不容。
因为那时打工尚不成气候，“土里刨食”仍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据一席之地。
财政也能顺便收点农林特产税。
仅仅这么做，只能算是“小富”。
要想在财政收入方面把兄弟乡镇远远地甩在后面，还必须得有“拳头产品”。
对于鸡鸣来说，这个“拳头产品”就是黄沙。
鸡鸣的黄沙资源丰富到什么程度？
举个例子读者就明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机关工作人员在乡政府院内统一栽植绿苗木，挖坑统一标准为一人高，一锨见方。
每个坑除了表皮有点浮土外，其他全是黄亮亮、柔软细腻的黄沙，没有一点杂质。
这种沙质量不说全国罕见，至少也算名列前茅。
面积分布还广：贯穿全境的主河流存沙数量可观就不说了，全乡六十平方公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都产优质黄沙。
有了这样难得的资源，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群众口袋也鼓起来了。
所以，自古以来，当地群众就把黄沙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有顺口溜是这样夸赞黄沙资源的：“水中软黄金，陆上海洛因”。
按理说，群众生活非常富裕，低保户占比就不应该高。
但事实恰恰相反，鸡鸣的低保户不管按户算还是按人算，比例在全县都算最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虽经历次清理，到明灿主持鸡鸣民政工作的2013年，吃低保人数仍然达到了三千人，远超全县平均水平。
说来原因也简单：鸡鸣并不是只出大官，也出小官。
县民政局主管低保工作的副局长即为其一。
这位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领导，对鸡鸣民政工作特别支持。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其一，当官如不维护本土，则颇有“锦衣夜行”的味道，这不是他所感兴趣的，当官就要造点影响，好让当地人时时记得他的恩情；其二，本地亲朋需要照顾时，这就是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低保制度刚实行之初，首到乡镇首接插手受理低保，即低保并非“应保尽保”而是搞名额分配的阶段，分管低保工作的副局长就有了很大的特权。
鸡鸣这个小乡年年低保名额分配自然占很大优势。
所以，尽管后来发很大力气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持久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截止到2013年，全乡吃低保的比例仍居高不下，上面清理命令催得又急，成了乡民政办主任的一块心病。
低保户并非有通天本事，也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清理难度大的根源还在村里。
县乡一下达清理任务，村里就以“天下大乱”“国将不国”为理由恐吓上级，迫使他们同村级一起走形式，一起再往上糊弄。
其实，领导毕竟是领导，关于低保的深层次问题，心里岂能不知！
有些人认为领导职务越高，对最底层情况越不了解。
怎么可能？
只怕比最底层人自己还更了解，这是因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多。
只是很多时候不得不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己。
低保工作何尝不是这样！
但是凡事不可太认真，大家都板起面孔当“黑脸”，谁又愿意当这个挨累不讨好的村干部呢！
只要不是民愤极大，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又不要乡镇支付低保金。
上边干打雷不下雨，下边跟着一起摇旗呐喊，至于工作能推进到什么地步，由着乡民政办主任一人折腾去。
民政主任见局里三天一小调度，每月一大调度，只急得像惹祸上的蚂蚁也没有用。
跟乡领导汇报后，领导开会时简单提几句就算交差了，至于村里配合不配合也不再追问；民政主任自己也不敢有大动作，一个人招惹来麻烦靠个人力量毕竟应付不了。
跟村里商量？
村里表面答应由民政主任自己作主，实际上民政一有动作，他们轻则说情、找领导告状，重则唆使群众闹事、上访。
如果民政主任胆敢据理力争，以后再找村里配合工作就难了。
毕竟清理低保动了他们的“蛋糕”。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鸡鸣乡民政主任整天心力交瘁，经常在别人跟前诉苦，扬言躺平。
还没等到他辞职，乡纪委的办事员就找到了他。
说是县纪委找他了解点情况。
开始时他还以为问题出在低保上，觉得都是小打小闹，吃吃喝喝的事，大不了收点小额财物，况且死无对证，只要不承认，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即使死揪到底，最多无非给个警告处分了事。
但纪委工作人员的第一句问答，就让他乱了方寸：群众反映火化乱收钱，是否属实？
肯定有这事！
主任当即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迅速对举报人划定了范围，就是运尸司机。
由于民政主任伙同村干部以逃避火化为目的收取丧户费用，侵犯了司机的权益，导致收入减少，此前司机一首心怀不满，也举报过几次，但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本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但可巧的是，此时有人把这事捅到了省里，又恰逢殡葬领域专项整治，三件事并在一起，这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低保的事当然也牵扯到了些，那是为了防止他死不认罪的备用棋。
纪委既然插手办了，总不能空手而归，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主任有问题。
事情办得很顺利，主任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降为办事员、调离民政岗位的处分，追回私吞钱物上交财政。
正是由于这个契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明灿至此才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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